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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非诉法律事务 股权转让
第十三讲 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其他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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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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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境内外个人或者企业之间的商业活动愈发频繁,紧跟而来的涉外投资纠纷也越来越多。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相关条例与司法解释同时废止。《外商投资法》的实施主要确立了外商投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方面的适用原则与规定,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投资环境确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规则。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知,所谓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称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包括下列情形:(1)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3)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4)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本讲主编主要为大家详细解析,外商投资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未经行政审批的涉外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协议的效力认定规则


    众所周知,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视为无效合同。”对于特殊的外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转让协议,在遵守《合同法》关于效力条款的规定同时,因其涉外的特殊性,应按照《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合同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对于未经行政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早在1999年12月19日发布的《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6日印发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08年1月21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涉港澳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10年08月05日《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给予了相应的认定,2019年11月08日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同样再次确认了该裁判规则。《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第1款中对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理解作出了专门规定,认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全国法院涉港澳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七点“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之二“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纠纷”亦同样予以明确:“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报经有关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未能办理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由于合同未生效造成的损失,应当判令有过错的一方向另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判令双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款所述合同因未经批准而被认定未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11月08日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三点“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的解析中,在提及“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时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某类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规定购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5%以上股权须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依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合同因欠缺法律规定的特别生效条件而未生效。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把未生效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或者虽认定为未生效,却按无效合同处理。无效合同从本质上来说是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或者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而未生效合同已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对双方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撤回、解除、变更,但因欠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特别生效条件,在该生效条件成就前,不能产生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法律效力。”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对未经审批机构批准的涉外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欠缺合同有效要件的未生效合同,而非绝对无效合同。

    但还需注意的是,实践中,确实存在当事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签订阴阳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具有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因未进行行政审批而不能显现暴露的的真实股权转让合同为阴合同;因出于避税、隐藏某一项真实交易意图而签订的非真实意思表示的第二份进行行政审批而显现暴露的合同为阳合同。阴合同虽未经过行政审批,但却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真实合同;阳合同虽办理了审批手续,但却仅是为行政审批而制作的一份形式合同。如果阴阳两份合同除了某一条款具有较大差异外,合同其余条款均无差别。当事人事实上不仅已经按照真实的未进行行政审批的阴合同所确认的股权金额进行交易并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义务已得到实际履行,另外涉案股权转让行为也已得到外资审批部门的批准,并且工商行政部门的产权交易中心对产权对象、产权份额等均予以了确认,当事人对其所持有的产权份额无任何异议。那么在此情况下,认定该未经行政审批的涉外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比较适当,此时不宜认定为未生效合同。

   《人民司法·案例》(2009年第24期)公布的宁波嘉成拍卖有限公司诉李瑞堂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7)甬民四初字第53号】中,在关于涉外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上,宁波中院贯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规则。

   【案情介绍】

    宁波金国宝酒店有限公司于2001年由台湾居民李瑞堂和中方股东廖晓玲(被告)共同投资设立。后因酒店经营不善,两股东委托宁波嘉成拍卖有限公司(原告)以非拍卖方式寻找受让方以转让全部股权。经原告多方联络,原告和四被告于2005年1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瑞堂和廖晓玲以4180万元价格将酒店100%股权转让给马良良和宋泽(被告),该价格已包含公司资产增值因素、股权转让中所有发生的费用、税金、土地围墙砌筑、塘碴回填等费用。款分三期支付:首期400万元于签约当日支付;第二期900万元在原告准备齐全部审批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资料并由有关部门受理当天支付;第三期2880万元于原告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登记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同时完成土地围墙砌筑、塘碴回填等工程之日起30天内支付;所有股权转让款均由原告代收代付等。

    同日,原告与李瑞堂、廖晓玲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以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4180万元转让款中,李瑞堂和廖晓玲得2800万元,且为净价,原告得1380万元人民币(包括股权转让中所有可能发生的税金、土地围墙砌筑、塘碴回填费用以及中介佣金等)。签约后,马良良和宋泽依约支付了第一、二期款项,原告负责办理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但原告提交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交易价为1240万元,该交易金额的股权转让合同已获批准。

    因涉及居民拆迁、政策变动等原因,原告未能完成酒店土地围墙砌筑、塘碴回填等义务,故马良良和宋泽未支付第三期2880万元转让款。为尽快收到第三期转让款,李瑞堂和廖晓玲以原告在办理股权交易过程中伪造签名、擅自更改股权交易金额,宁波市工商局在办理审批手续过程中审查不严,存在行政违法为由,向宁波市海曙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海曙法院诉讼期间,四被告自行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付款协议书,对协议签订前已经办理的资产移交、股权交易审批和变更以及其他手续的交接予以认可,对原合同第三期付款金额调整为2000万元,并将土地围墙砌筑、塘碴回填等事项交由马良良和宋泽负责完成。嗣后,四被告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付款协议书约定履行完毕。李瑞堂和廖晓玲也撤回了行政诉讼。2006年4月3日,马良良和宋泽按真实交易金额向地税部门缴纳了全部税款。

    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均合法有效,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原告应得1380万元报酬,但四被告背着原告自行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付款协议书,将原协议中第三期转让款2880万元减为2000万元,差额880万元即使作为李瑞堂和廖晓玲办理围墙砌筑、塘渣回填费用扣减,原告仍应得服务费500万元,但原告至今仅收到270万元。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瑞堂和廖晓玲支付原告股权转让中介服务费余款230万元,并由被告马良良和宋泽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李瑞堂和廖晓玲辩称,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外资企业股权变更内容,必须经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才能生效。因审批手续系原告负责办理,但原告为少付相关转让费用,竟擅自减少股权交易金额并将伪造的股权转让合同报批有关部门,故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相应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亦无履行之基础。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马良良和宋泽辩称,被告马良良和宋泽均同意受让金国宝酒店,并已通过原告支付了第一、二期款项,后因原告未能按约完成土地围墙砌筑、塘碴回填等义务,导致其第三期款项未付。后四被告磋商对剩余股权转让款直接进行交易,并已支付全部转让款项,故马良良和宋泽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请求驳回原告针对被告马良良和宋泽的诉请。


争议焦点


    1、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是否生效;

    2、原、被告责任如何认定。

法院审理

    1、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是否生效问题。因金国宝酒店原股东李瑞堂为台湾居民,故李瑞堂的股权转让涉及外资转让,根据法律规定,必须先经过外商投资审批部门的批准。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因存在进行报批的转让价格大大低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交易价格,由此引起各方对合同效力的争议。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权交易双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所确定的股权价格进行了交易,所有转让款项均已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义务已得到实际履行。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已得到外资审批部门的批准,且工商行政部门的产权交易中心对产权对象、产权份额等均予以了确认,当事人对其所持有的产权份额无任何异议。股权转让协议与报外经贸局及工商局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除存在交易价格上的差异外,其余条款并无区别。虽然原告在办理审批手续中低报价格以减少税费负担,存在一定的过错,但该涉外股权转让行为已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对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格当事人并无争议,税款也已按真实交易金额交纳。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可认定有效,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也因之合法有效。

    2、原、被告责任的认定问题。从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内容看,两份合同具有股权转让居间合同的性质,并附带部分委托合同内容。现原告已为股权出让方李瑞堂和廖晓玲寻找到受让人马良良和宋泽并撮合双方签订协议,并为交易双方办理了相关行政审批及转让手续,使李瑞堂和廖晓玲股权出让的目的得以实现,故原告已完成居间合同主要义务,可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但原告在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时为达到少交税费目的故意少报交易价格,对此有过错。另外,原告未能按其与李瑞堂和廖晓玲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履行围墙砌筑、塘碴回填等义务,造成李瑞堂和廖晓玲无法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该由他们完成的上述义务,最终导致李瑞堂和廖晓玲无法收到第三期288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最后李瑞堂和廖晓玲与受让方马良良和宋泽只能自行协商并在2005年12月21日另行签订了付款协议书,将围墙砌筑、塘碴回填等义务转让给了受让方马良良和宋泽,并将交易价格减少880万元人民币。故原告在履行委托合同部分内容中存在部分违约行为,对其收费也应予以扣减。第一,原告依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中约定可得的1380万元人民币收益包括了交易税金、地块围墙砌筑、塘碴回填、李瑞堂和廖晓玲因股权转让收益需交纳的所得税以及中介佣金等,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各部分具体费用,原告现在按1380万元人民币减去880万元人民币,得出中介佣金为500万元人民币,其已收到270万元人民币,尚差230万元人民币的主张没有合同明确约定依据。第二,因原告对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没有如期完成,使李瑞堂和廖晓玲无法如期收到288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至少造成李瑞堂和廖晓玲利息损失,对此情节应予考虑,且将原应由原告完成的义务转让给马良良和宋泽完成,并将股权转让价格减少880万元人民币,该变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系转让方李瑞堂和廖晓玲与受让方马良良和宋泽双方自行商谈决定,李瑞堂和廖晓玲并没有与原告确认过剩余的500万元人民币为中介佣金。第三,原告在办理审批手续时故意少报成交价格,至少可认定履行中介义务有瑕疵,对此情节应予考虑。第四,从现有证据看,从原告的付出与收益相应的角度考虑,原告的诉请法院很难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宁波嘉成拍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案件评析


    本案虽为十几年前的司法案例,但其裁判规则依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外《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多次对对未经行政审批的涉外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了确认,目的在于贯彻统一的司法裁判规则,避免实践中把未生效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或者虽认定为未生效,却按无效合同处理。即使合同在一般情况下被裁定为未生效合同,最高院亦对未生效合同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使得该问题在实践审判中可以杜绝不合理裁决,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未经行政审批,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补充协议效力的裁判认定规则


    涉外投资合同已获批准后,当事人协议就股权转让合同再次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否应该依法履行行政审批?应根据补充协议变更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如果变更内容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应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否则,无须报批。

    1.如何理解涉外投资合同内容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

    理解涉外投资合同内容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我们首先应了解何为合同内容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从字面意思可知,合同当然包括涉外投资合同,所有合同的规则适用于《合同法》的约束。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评析其审理的天津市顺通化工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津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一案时指出,“合同法是典型的商事法律规范,是通过对商人之间的商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以达到保护营利、促进交易的目的,所以在维护交易自由、安全的同时,合同法更讲求交易的高效性。反映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即表现在:不要求合同条款全面详细,只要具备足以确定合同内容的基本要素,即可认定合同成立。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内容的规定、第十四条要约定义、第三十条变更承诺等相关规定均表明,合同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方式等均属于合同基本要素,一旦固定便可确定双方当事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反之基本要素发生变化,双方当事人的主要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也要随之变化。对于合同的其他内容,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履行过程中进一步协商补足,即使不能补足,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等亦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了相应规定。这种法律设定的主要目的旨在最大程度的鼓励和促进商事交易,并尽可能的维护交易稳定,正是由商事交易特点决定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合同法所制定的规则即是:当事人对合同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方式等属于合同基本要素的内容进行的变更,应该视为合同内容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

    但涉外合同具有其独特性,根据《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可知,对涉外合同的补充变更协议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并不包括当事人双方之间产生利益划分的意思事项,而是仅限于上述关乎到公司登记变更的事项。因此,双方当事人对于涉及到双方权益划分的事项,如合同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期限或双方利润划分等内容进行补充变更,不属于对涉外股权转让合同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不构成《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范围,不需要进行再次报批,该等事项的变更不会影响到已获审批的合同效力。

2.案例解析

   《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4期)公布的天津市顺通化工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津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津高民二终字第33号】

【案情介绍】

    2007年1月16日,被告(上诉人)天津市津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热公司)与原告(上诉人)天津市顺通化工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通公司)及案外人国际金融公司、港联亚洲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顺通公司将持有的中晨公司75%股权分别转让给津热公司60%、港联亚洲集团有限公司15%,国际金融公司将持有的中晨公司25%股权全部转让给港联亚洲集团有限公司。其中顺通公司向津热公司转让股权的对价为1980万美元,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后3个月内受让方付清股权转让款。

    2007年1月18日,顺通公司、津热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变更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6亿元,同时变更了给付方式。《补充协议》还约定顺通公司负责办理成品油进口、批发经营资质、津热公司负责组织目标公司34万立方米成品油项目的建设及所需建设资金等合同义务,以对应津热公司付款义务的履行,并约定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全部合同内容。

    2007年7月6日,国家商务部作出《商务部关于同意中晨能源仓储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同意2007年1月16日签订的合同、公司章程。2007年7月26日,顺通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6年底至2007年1月,津热公司共向顺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5000万元。

    2007年8月13日,津热公司向顺通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履行付款义务,如有违约行为按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赔偿违约金。

    2007年12月19日,津热公司就中晨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向顺通公司发函,称因资金出现缺口,要求终止有关中晨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顺通公司未予回复。

    另,津热公司曾就股权转让协议提起撤销权诉讼,法院以超过除斥期间为由,驳回了津热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顺通公司曾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起诉津热公司,后撤诉。

    现顺通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津热公司向指定的第三方办理股权行政审批、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并承担违约责任等。


争议焦点


    涉案外商投资企业股权之《补充协议》对转让对价款的变更是否属于重大或实质性变更?是否应进行再次报批?


法院审理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顺通公司与津热公司有关中晨公司股权转让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经案外人国际金融公司同意,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手续,合法有效。2007年1月18日《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的重新约定,是顺通公司与津热公司意思自治范畴,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其他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中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不属于商务部审查审批范围,故《补充协议》亦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2007年7月,顺通公司已完成中晨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津热公司应依约给付股权转让对价。2007年12月,津热公司向顺通公司发函表明不再履行合同,违约行为明显,顺通公司依法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得到支持。顺通公司依据津热公司2007年8月13日出具的《承诺书》,主张津热公司给付违约金2730万元亦应得到支持。

    津热公司未先予履行成品油库的建设义务并明确要求终止合同,故顺通公司没有办理成品油批发资质不构成违约。顺通公司主张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0年1月19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本金4亿元的利息损失958.68万元,应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顺通公司返还津热公司5000万元人民币;津热公司返还顺通公司中晨公司60%的股权,并协助顺通公司办理相应的工商、行政审批手续;津热公司给付顺通公司违约损失36886800元;驳回顺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津热公司及顺通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基本正确,仅对顺通公司关于由津热公司给付其2010年6月30日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际变更登记完毕之日的违约赔偿金的主张未予支持欠妥,应予纠正,故终审判决加判津热公司给付顺通公司自2010年7月1日至返还股权工商、行政审批手续完毕之日止的违约赔偿金;驳回津热公司的上诉请求。


三、关于涉外股权转让纠纷的其他裁判认定规则总结


    1.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经受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受让方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由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赔偿因未履行报批义务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2.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有权以转让方为被告、以外商投资企业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转让方与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共同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同时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在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于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时自行报批。

    如果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拒不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有权另行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赔偿损失的范围可以包括股权的差价损失、股权收益及其他合理损失。

    3.转让方、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受让方根据本规定上述第二点的规定就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报批,未获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受让方有权另行起诉,请求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受让方在请求转让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将根据转让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大小认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具体赔偿数额。

    4.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方支付转让款后转让方才办理报批手续,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经转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转让方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因迟延履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5.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亦未履行报批义务,转让方请求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指令转让方在一定期限内办理报批手续。该股权转让合同获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的,对转让方关于支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受让方已实际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但合同未获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转让方有权请求受让方退出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并将受让方因实际参与经营管理而获得的收益在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支付给转让方。

    7.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应当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其他股东以未征得其同意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已经同意;(二)转让方已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满三十日未予答复;(三)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又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8.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其他股东有权以该股权转让侵害了其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但其他股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未主张优先购买权的除外。前款规定的转让方、受让方无权以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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